几个月前，英国作家马克·霍尼斯鲍姆正躺在伦敦的病床上，他在发烧，还有间歇性咳嗽，但由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缺少检测试剂盒，他无法知道自己是新冠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
患病期间，他为自己一年前完成的著作《人类大瘟疫》重新撰写了前言“未知疾病X”。一场大疫忽然降临，历史与现实再次叠合到了一起。
传染病从未远离人类，可为何每一次，人类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人类大瘟疫》试图为这个历史的迷思寻找答案。
跨越时空的叙事
《人类大瘟疫》的叙事是从20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开始的，全书共选取了近百年来全球暴发的9例特大传染病案例，包括鼠疫、鹦鹉热、军团病、非典、埃博拉、寨卡等，作者通过档案、书信、日记、新闻报道、广告、访谈等来源，详细梳理了每次疫情中，公众、社会、国家和公共舆情等各个方面的反应，复原了当年的历史故事，兼具了故事性和学术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评价霍尼斯鲍姆对传染病史的书写，“是随着疫病感染轨迹布局的，跨越了时空、边界、国族和文化”。
例如，关于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的叙事，作者将时间线索向前追索到1889年的俄罗斯流感，向后涉及到1957年亚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一直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描述了美国病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如何从死于1918年流感的阿拉斯加女患者身上获取病毒基因片段，直到2005年发现病毒毒株基因组序列，从而揭开西班牙流感暴发的真相，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
高晞认为，作为科学记者的霍尼斯鲍姆在书中还不乏新闻广角的宽度和热点。比如，他在讲述1924年洛杉矶鼠疫事件时，通过报纸广告和市镇规划，分析了美国东西海岸两大城市——纽约与洛杉矶的政府和商人的不同反应，从而揭示出在这场疫情处理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商业地产商在影响着政府的抗议决策。两大城市及其媒体间的商业竞争引导了公共舆情，致使社会撕裂。
在讲解鼠疫杆菌发现的科学过程时，作者将视野转向中国东北，回顾1910年在哈尔滨发生的鼠疫惨状，解释中国科学家伍连德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如何形成科学家共同体，在实验室里确认鼠疫杆菌的存在，绘制了一幅20世纪全球抗击鼠疫的历史画卷。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
尽管是个案式的叙述，但是，每一章传染病的故事都非常复杂。霍尼斯鲍姆想要强调的是，在不断变化的疾病流行和发生模式中，除了科学以外，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因素不仅极大地左右了人们对疾病的感知，更是影响了社会对疫情的应对。
从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大流行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的非典，以及后来的埃博拉和禽流感，大多数疫情都可以追溯到从动物到人类的溢出事件。其中一些溢出事件可以通过改善卫生状况和定期检查野生动物市场来预防，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可以追溯到生态平衡的失调或者是病原体习惯居住的环境的改变。
就艾滋病而言，20世纪初蒸汽船开始在刚果河上航行，以及殖民地时期新的公路、铁路的修建是艾滋病扩散传播的重要促成因素，伐木者和木材公司的贪婪也是罪魁之一。此外，如果铁路公司和木材公司的劳工营地附近没有野味买卖和遍地的嫖娼卖淫风气，病毒很可能不会传播得如此广泛、迅速。
同样，如果没有西非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和习俗，特别是人们固守传统丧葬仪式和对科学、医学的不信任，埃博拉也就不会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区域性流行病，更不会演变成全球卫生危机。
再比如，当寨卡疫情宣告结束后，巴西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本质改善。目前，在南美洲、非洲、亚洲的大型城市，还有大量人口集中在拥挤且不卫生的空间里，为新病原体的扩散和传播提供理想场所。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对这些地方而言，真正难以应对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贫穷。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人类社会潜藏已久的种种弊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告诉《中国科学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次疫情的发生，也是人类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的机会。”
人类的傲慢
“每个人都知道，瘟疫在这个世界上会反复发生。”加缪在他的小说《瘟疫》中写道，“然而，不知何故，我们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什么东西会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我们头上。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样频繁发生，而瘟疫和战争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霍尼斯鲍姆在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应对瘟疫大流行的行动教会了我们什么时也提到，“尽管我们可能在过去被称为‘空白区域’的地方更好地监控大流行的威胁，但我们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忘记医疗历史的教训。”
就在2019年初，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世界各国大流行病防备能力的年度审查报告。在霍尼斯鲍姆看来，这份报告简直是触目惊心。
2011~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172个国家追踪了1483次疫情暴发。基于当时的疫情发展速度，全球应急预备与监测委员会十分担忧。
“现在，一场传播迅速、高度致命的呼吸道病原体大流行正切实威胁着我们，它将会导致5000万~8000万人死亡，并造成将近5%的世界经济损失。”该委员会警告，“长期以来，我们在应对大流行时一直处于‘恐慌’和‘忽视’的循环……我们早该采取行动了。”
在书中，霍尼斯鲍姆直指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人类的傲慢、狂妄自大。比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流行期间，西方科学界固守在细菌理论范式之中，迟迟不能正视这是一种新型流感病毒；1924年洛杉矶鼠疫期间，当地政府并非出于控制感染，而是因种族歧视对疫区进行了隔离检疫；2013年中非偏远森林地区埃博拉病毒暴发，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它不可能会对西非构成威胁，更不用说对纽约、达拉斯等城市产生影响……
“现代科技的发展让大家对防疫能力有了无限的想象，觉得瘟疫是一个我们可以征服的对象。”在余新忠看来，这恰恰说明，人们对科技的信念是缺乏足够的弹性的。
“20世纪以来，是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可同时瘟疫出现的频率也显著上升了。这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人类应对、控制瘟疫或者说疾病的能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概率也更高了。”
余新忠表示，当人类可以掌控瘟疫的想法一再破灭，今天的我们已经开始有所警觉，尤其是对通过科技的进步征服疫病的想法有所反思。
“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历史的经验、教训带给人类的理性反思和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之间是有落差的。”余新忠说，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给瘟疫的发生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并不能简单认为人类没有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或是认为面对疫情人类总是很失败。
“虽然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强，疫情的发生概率更高，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疫病对于人类产生的实际伤害是在降低的。”余新忠说，“而且，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我们应对、控制疫情的投入还是巨大的。”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对瘟疫的控制能力在进步。余新忠认为，未来，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学会与致病微生物乃至自然更好地相处。“瘟疫不可避免，但我们仍可以用理性和智慧，减小它们对人类的伤害。”
